沈水文     

在中国历史上,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特别多,起义的原因有多种,但一个共同的原因是：.贫富差距悬殊。

从下面一些大的农民起义暴发的原因中，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：

秦末陈胜、吴广起义的原因：刑政苛暴，赋役繁重。

西汉农民起义的原因：赋税徭役繁重，土地兼并剧烈，阶级矛盾激化。

东汉末黄巾起义的原因：横征暴敛，豪强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，农民大量破产流亡，成为流民。

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：剥削残酷，兵役徭役繁重，农民家破人亡。

唐末农民起义的原因：土地高度集中，赋役繁重。

北宋王小波、李顺、方腊起义的原因：封建剥削严重，统治者生活穷极奢侈，人民则终岁劳苦，不得一饱。

南宋钟相、杨幺起义的原因是：地主、官府的重重压榨。

元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是：政治腐败，土地高度集中。

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原因是：政治腐败，封建剥削极为严重。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是：政治腐败，赋役繁重。

从上可以看出，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悬殊：土地高度集中，赋役严重。而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，贫富悬殊主要就是体现在土地的多少上。

可见缩小贫富差距过大对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性。

今天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，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那就是中国现在存在的贫富差距、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等社会公正问题，开始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和谐，而这种贫富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。

据2005年11月17日由国家统计局、发改委、国资委、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的一份由温家宝总理主持、历时三年打造的《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》报告指出，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潜在的、尤为突出的三大危机是：能源安全、金融安全以及社会保障。其中在社会保障方面，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十分突出。据报告统计，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为0.458,2004年接近0.5，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.4警戒线，并正在以每年0.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，预计中国贫富差距未来10年还将继续拉大。

改革到了今天，“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难以得到满足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，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影响”，这些问题正在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。

故党的16届5中全会明确提出，“要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，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”。这的确是高瞻远瞩的。

但怎样消除贫富悬殊，建立一个和谐社会？借鉴历史经验，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做起：

1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坚持正确人生观的教育，树立人民坚定的信念，

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对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。列宁同志说过，没有革命的理论，便没有革命的实践。因此，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也必须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可以吸取中国五千多年文化的精华，包括儒家的和谐思想。

2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大力发展生产力

西汉初期著名思想家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曾说过：“衣食足而知礼节”，社会能否和谐，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，因为人民产生要满足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。故小平同志多次指出，“农业是根本，不要忘掉”，“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人民吃饱肚子，一切就好办了”，“发展是硬道理”。是的，在中国，只要生产发展了，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中共中央<求是>杂志2003年发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、教授甄小英和中央党校博士生李清华联合撰写的文章《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》，文中指出，不改革政治体制、不实行人民民主是死路一条；不发展经济、不改善人民生活同样是死路一条。

陈云同志说过：“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，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。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，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人们的生活，真正为人民谋福利。”

3．培养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

胡润曾说：“在美国，最有钱的人是捐款最多的人。”捐钱最多未必代表最有责任性，但一毛不拔的企业家显然缺少社会责任感。但数据显示，到2004年底，我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，仅相当于我国2004年GDP的0.05﹪，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.17﹪。而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，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，加上残疾人、受灾人口等其它生活困难者，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人口的10﹪。这说明中国的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。

有钱人当然可以指责善款不能善用，但社会责任感却不宜讨价还价；有钱人当然也可以担心捐款过多会露富危及自身安全，但是越不慈善就越不能消弭仇富。

4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反腐倡廉，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

据统计，中国百姓最痛恨的是以权谋私，即通过灰色途径（权力腐败、关系网、购买权力等等）的致富。这种现象影响极坏，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1月11日中纪委五次会议上指出，“必须深刻认识到，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，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，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”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，反腐倡廉，决不让中国历史上的“周期律”在我党身上重现。

当然，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，怎样解决发展经济与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，任重而道远。一方面，中国是个13亿人口9亿是农民的不发达国家，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力，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过分强调缩小贫富差距，无疑是杀鸡取蛋，最终必然又回到共同贫穷的老路；但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的话，又会造成社会的不稳。

2005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，“有效调节过高收入，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，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。注重社会公平，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，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，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。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，认真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、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。”这是非常有远见的，相信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我国一定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。